清朝直隶总督简述

　　清代直隶总督任职比较复杂，有实授、署理而未实授、署理、护理、协办等五种。这五种情况都在直隶总督的统计数目之内。直隶总督负有拱卫京师、就近顾问之责，内为清廷依寄、外而表率督抚，历来为疆臣之首。
　　直隶总督署，位于河北保定市中心，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完整的清代省级衙署，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座建筑坐北朝南，东西宽134.4米，南北纵深约224米，占地3万多平方米，分东、中、西三路，由中路的大门、仪门、大堂、二堂、官邸、上房等五进院落构成了一条南北中轴线。目前中路整体和东路的东花厅、外签押房等建筑基本保存完好。总督署充分体现了雍乾时期的建筑风貌，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直隶总督署的建筑前身可上溯到元朝，后经多次扩建、改建，一直是各种衙署所在地。雍正七年(1729年)，这里定为总督署地址后，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增建。这年直隶总督唐执玉正式在此升堂办公。影响清王朝政局的很多重大事件，都与这座省府衙门有直接的联系，可谓“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
　　直隶总督署大门两侧，一副黑底金字对联分外引人注目。上联是：北吞大漠，南亘黄河，中更九水合流，五州称雄，西岳东瀛一屏障；下联是：内修吏治，外肄戎兵，旁兼三口通商，一代名臣，曾前李后两师生。历任直隶总督在总督署留下了很多亲自执笔的对联和匾额，但大门前的这副对联却是今人所作。上联点明了直隶贯通南北的重要军事地位，它是京都的一个屏障。下联写的是总督们在国家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直隶在地理上接近京城，所以清代选择的总督多为朝廷信任和倚重的大臣，位列各地总督之首，这使得直隶总督位高权重。
　　直隶总督一职初设于雍正二年（1724年）,由李维钧出任，最后一任为宣统三年（1911年），由张镇芳出任。从1724年至1911年（从雍正年间总督一职定制，到清帝宜统逊位），历经清代八位皇帝共187年，先后有74人99任次就任直隶总督，唐执玉、李卫、方观承、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荣禄、袁世凯等都曾坐镇于此。其中任期在十年以上的只有三人，他们是乾隆年间的方承观、道光至咸丰年间的讷尔经额以及同治至光绪年间的李鸿章。
　　清代直隶总督中也出现了许多著名人物，他们在这个职位上，演出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如：首任总督贪官李维钧，无钱入殓的总督唐执玉，创办著名莲池书院的李卫，绘棉花图的总督方承观，任期短故事广为流传的刘墉，参倒和珅的总督胡季唐，右眼失明、事必躬亲的曾国藩，任期最长、毁誉参半的李鸿章，乡试落第、废除科举的袁世凯，末任“短命”总督张镇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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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任直隶总督李维钧，浙江嘉兴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由贡生选授江西都昌知县后历任莒州知州、刑部员外郎、直隶守道，雍正元年(1723)，擢升为直隶巡抚，特命为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他与年羹尧交游往来，并助其隐匿财产。
　　雍正四年丁卯初九日，清查原直隶总督李维钧家产。李卫奏：李维钧狡狯多端，私将家财于各处隐藏寄存，现查明于其子李曼在嘉兴之宅及桐乡之岳父家藏银七万两，另于其他亲友处寄存银二十馀万两，加之占田二千馀亩，有住房三处，出租屋二百六拾馀间、值银凡七万馀两。雍正五年三月，部议李维钧照律拟斩监候，妻子入内务府为奴。寻李维钧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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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钱入殓的总督。唐执玉是另一位深得雍正赏识的总督。他不仅治理地方很有成绩，而且与皇帝保持着非常融洽的关系，他所上的奏折，几乎未受到驳回。因此即使在他病重期间，雍正仍坚持让他出任直隶总督。
　　唐执玉最被人称道的是他的“勤”和“廉”，他亲自手书“将勤补拙，以俭养廉”作为座右铭挂在墙上。唐执玉平时布衣粗食，他病逝之后，继任总督带人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箧无一物”，都没有钱为他装殓。后来雍正下令拨发银两，加上其他官员出资帮助，才得以将遗体装殓运回原籍。(特别感谢直隶总督署博物馆)他曾短暂署理过直隶总督，前后只有二十余天，称得上是任期最短的总督之一。但是在保定地区，关于他在任期间的故事却不少。比如他刚正不阿，曾智斗权贵；还曾智破双钉案等疑难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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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不识的总督宜兆熊。雍正曾任命不识字的宜兆熊为总督，并对他很赏识，称他“一字不识，但操守尚优，心术亦正，蔼然有忠爱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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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卫是江苏徐州人，他生于康熙26年（1687），死于乾隆3年（1738）年。李卫家庭富有，为此他出钱捐了个监生资格。在康熙56年（1717），李卫出任了兵部员外郎，两年后又任户部郎中。到了雍正即位后，也就是康熙61年（1722）底他被任命为云南盐驿道，因为政绩显著，在雍正2年（1724）超擢云南布政使，3年（1725）任浙江巡抚，4年（1726）兼理两浙盐政，5年（1727）任浙江总督。10年（1732），任直隶总督，直至辞世。
　　大字不识。由于李卫的官是捐来的，并不是科举出身，所以他大字不识几个。师爷等人起草公文奏章，都要读给他听，有不合意的地方，他就口述修改，而且往往能切中问题要害，对此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总以为有神相助。李卫的过人机智由此可见一斑。李卫在公干之余喜好听人说书，每遇到忠贤遭到不平，李卫就会呜咽、愤恨，甚至拔剑而起。虽然识字不多，但李卫对文人、对文化事业还是非常看重的。历史上记载，他曾出钱修过浙江通志，建过书院，给在读士子以丰厚的膏火钱。在雍正年间，因浙江人发生多起文字狱，雍正一怒之下停止浙江士人参加科举考试以作惩处，后来在李卫的努力下，雍正7年恢复了科考。第二年殿试的一甲3名，即状元、榜眼、探花都被浙人取得，因此文人对李卫的印象都很好。
　　喜爱武艺。李卫身体魁梧，身高6尺2寸（合今天2米左右），膀大腰圆，臂力过人。据说，李卫的两个鼻孔中间相通，麻子脸，而且麻点有铜钱大小。李卫好习武，召兵设勇建营，专门练搏击拼刺之法。每当捕盗之时，李卫都要身披金甲，亲自登台指挥。李卫还向雍正主动请缨，要到军前冲锋陷阵，雍正批示说，这些事还轮不到你。当李卫还是微末小吏时，就表现出一种不畏权贵的刚直。他任户部郎中时，管理银库事务。有某位亲王的属下对于收缴的白银都要每千两额外加收十两作为库平银。李卫坚决反对，但亲王属下执意要收，李卫就将银柜抬到廊下，写上这是某某亲王的“赢余”，指明是非法收入。亲王闻此大惊，下令停收库平银。雍正也正是欣赏李卫的这一点，即位后大加重用。特别是专门为李卫设了浙江总督一职，全权负责这一重要却难于治理的地区。
　　狂纵傲慢。在云南做布政使时，与按察使张谦不和，后更与贵州威宁总兵石礼哈互相参奏。李卫对上司不敬，私下里呼云贵总督高其倬为“老高”、云南巡抚杨名时为“老杨”。每次弹劾他人，李卫还将奏章向弹劾之人展示。李卫在浙江为官时，每次出门都要绣衣衮袍、声乐齐鸣，前呼后拥，引得人们争相观看。
　　缉枭捕盗。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在浙江，李卫坚决推行“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改革，清查、弥补亏空及各地积欠的钱粮，清丈土地，修建浙江海塘，成就斐然。其中最有名的是缉拿私盐。清代划分十几个盐区，浙江盐区是其中之一，浙盐在浙、苏、皖、赣四省行销。但清代体制僵化，在浙盐区靠近两淮盐区的地方，不能买就近便宜的两淮之盐，只能吃价高的浙盐，因此导致越区贩私盛行，官盐运销不畅。李卫加强缉私队伍力量，重点打击具有强大组织的大盐枭。沈氏是著名的盐枭，其部下数百名，拥有大船数艘，经常击败官兵，走私气焰非常嚣张。李卫任用韩景琦，与沈氏斗法，终于将其擒拿。当时江南盗贼出没、横行，李卫认为青楼妓女、酒坊茶肆等是“盗线”，不能禁绝，否则很难跟踪盗贼。他或是命人乔装改扮混入贼窝，或是令已归诚的盗贼暗通情报，每次出击时，李卫都将一锦囊交与将士，定能直捣贼巢，大获全胜。结果江南“千里如枕席”，社会治安大为改观。
　　李卫与吕四娘、甘凤池。雍正的死因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有一种说法是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逃出了官府的捉拿，长大后拜甘凤池为师，学得飞檐走壁的功夫，取了雍正的项上人头。吕四娘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负责捉拿吕留良子孙的正是浙江总督李卫。甘凤池武艺高强，江湖之上名气很大。他早在康熙时期曾在浙江参加过反对朝廷的“朱三太子案”。雍正时期，又联系张云如等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他们尊奉侨居在海外“吕宋山岛”的“朱家苗裔”为“真主”，准备于雍正8年秋天举事。雍正7年（1729），李卫侦破了这一集团。据记载，甘凤池并未表现出什么英雄气概，而是在李卫的诱逼之下，叩头乞求宽恕，并出卖了同志。后来甘凤池等人被判处死刑。
　　李卫当官。李卫与田文镜、鄂尔泰是雍正最欣赏的3个地方官，雍正称他们为“模范督抚”。除了他们对雍正绝对忠诚外，主要是因为他们治国的本领。雍正的用人“才”重于“守”，也就不拘成规，不论资格，不重科举出身。特别是李卫，非科举正途出身，但能做到封疆大吏，这在整个清代是不多见的。李卫死后，朝廷赐予的谥号是“敏达”。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李卫为官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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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棉花图的总督方承观。乾隆时期的总督方承观，很重视农业生产，推广棉花种植，并且亲手绘制了棉花图。乾隆南巡时，方承观把它献上。皇帝看了十分高兴，并亲自在上面题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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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墉（1719 ～ 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诸城县逄戈庄（今属高密市）人。清乾隆、嘉庆两朝重臣，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峭直敢谏闻名于世。其书法味厚神藏，有廊庙气度，是清代最有名的帖学大家，作书喜用浓墨，故世人又称其“浓墨宰相”。
　　刘塘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一年后散馆，授编修，进入仕途，再迁侍讲。乾隆二十年（ 1755 ）十月，其父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受株连而遭逮治，旋得宽释，降为编修。次年六月，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十月，提为安徽学政。任职期间，针对当时贡监生员管理的混乱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部议准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调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他又上疏：“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行政官员）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时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称赞其“知政体”，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命他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升任冀宁道台。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间，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坐罪革职，判死刑。乾隆帝因爱其才，特加恩诏免，发军台（清代西北两路传达军报及官文书的机构，即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命在修书处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授江宁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擢陕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刘统勋病故，回家服丧。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器识可用，诏授内阁学士，人直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任总裁。次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复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惩办。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刘墉以劾举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授湖南巡抚。时值湖南多处受灾，哀鸿遍野，无灾州县也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撅，百姓怨声载道。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井准许民间开采硝石。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迁刘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此时，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等。刘墉奉旨偕同和珅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刘墉至山东，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征税时，对无力缴纳者，一律拿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人。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泰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刘墉如实报奏朝廷，奉旨开仓赈济百姓，捉拿国泰回京。此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护国泰。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在处理国泰一案上，刘墉不畏权要，刚正无私，足智多谋，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挠而成功地执行了大清律法，为民除了害。后来，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小说《刘公案》，对这位“包公式”的刘大人大加颂扬。
　　国泰案结，刘墉被命署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不久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命署直隶总督。八月，又调吏部尚书，不久，充顺天乡试正考。是年底，充经筵讲官。次年五月，复兼理国子监事务。六月，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充玉牒馆（修帝王族谱之处）副总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以上书房阿哥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身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不久，授内阁学士，提督顺天学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迁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礼部尚书，并再次兼管国子监事务。五月，又署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97）四月，授刘墉为体仁阁大学士。五月，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嘉庆四年（1799）三月，加太子少保。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坤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 20 条，奏朝廷。皇上处死了和珅，没收了他的家产。
　　嘉庆四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嘉庆六年（1801），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书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清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称赞刘墉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刘墉之书，尤善小楷。后人称赞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的风致。刘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著有《石庵诗集》刊行于世。
　　嘉庆七年（1802），皇上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他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刘塘卒于官，享年85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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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倒和珅的总督胡季唐。人们都知道嘉庆皇帝继位不久，便将乾隆的宠臣和珅治罪。参倒这个大人物的，就是当时的直隶总督胡季唐。和珅在京师、直隶有多处房产和店铺、银号等。这些都成为胡季唐的证据，他上本参奏，告了和珅几大罪状，正合嘉庆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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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直隶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影响，一派破败景象。曾国藩整顿吏治、清理讼案、赈济灾荒，还治理了永定河，使得直隶一度出现了“百废俱举”的局面。他在右眼失明的情况下，依然尽心政务，公务大多事必躬亲，深受百姓爱戴。
　　曾国藩是晚清另一名臣，他是李鸿章的前任，也被李鸿章视为老师。李鸿章早年入过曾国藩幕府，深受赏识。直隶总督署门前对联上写的“一代名臣，曾前李后两师生”，说的就是他们两个前后任总督，以及存在师生之谊的渊源。相比之下，李鸿章后来在朝中的地位是老师不能及的，但是曾国藩的许多思想和做法，对李鸿章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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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1823——1901），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式；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从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海军建设成军。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经过近五小时的鏖战，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舰队覆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
　　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咸丰十一年（1861年）病故。继室赵小莲，系太湖望族、进士赵昀之女。侧室莫氏，侍妾冬梅。子三：嗣子经方；嫡子经述（赵氏所生）袭一等侯爵；庶子经迈（莫氏所生）。女三：分别适郭恩垕、任德和、张佩纶。
　　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晚清中国社会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与他有关。人们对李鸿章的评价也是功过皆存，毁誉参半。从47岁第一次任直隶总督起，李鸿章先后三次出任这一职务，时间长达近25年，是历任总督中任期最长的一位。
　　在直隶总督任上，李鸿章经历了人生最风光的时期。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身份使得他御辱、自强的设想，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李鸿章亲手创建北洋水师、扩建天津机器局制造军事武器；创办近代民用工业，支持我国自行修筑第一条铁路；重视教育，开办各类学堂，派留学生出国等等。这些活动，历史上称之为洋务运动，在当时则使得他在国内外的威望日益高涨。
　　然而，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惨败、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的签订，不仅使李鸿章的声誉一落千丈，而且让他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因为，这两个条约都是他签订的。
　　签订辛丑条约时，李鸿章已是将近八十高龄，仍以直隶总督、全权大臣的身份与八国联军谈判。条约签订后，俄国代表还对他痛加斥责。又气又恨的李鸿章回到住所后大量吐血，不久后去世，当时身边只有极少数的亲人，场景十分凄凉。
　　李鸿章去世后，清廷给了他十分荣耀的追念，谥号“文忠”。加上他生前所得的各种荣誉头衔，他个人的头衔至少在二十个以上，称得上是总督中头衔最多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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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风云一时，叱咤中国政坛。1859年9月16日，他出生在河南项城县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祖父为清朝包衣，权重一方。袁世凯早年科举不第，又逢清季兵燹，便弃文投军，依附淮军将领吴长庆门下。
　　1892年，朝鲜内乱，求助于腐败的清庭，袁世凯即随军入朝平乱。驻朝期间，袁世凯头脑灵活，办事机敏、干练，表现出较高的外交、军事才能，颇为清庭朝野瞩目。1894年受李鸿章保举为驻朝总理大臣。1895年受命以道员衔赴天津督练“新式陆军”。他仿造欧洲军制训练军队，取得极大的收获。同时在此基础上扶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日后北洋军阀的班底。1898年参与镇压维新派。1899年任山东巡抚，逐步接近清廷的权力中枢。1901年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主清朝军机处、兼任外务部尚书。1908年宣统帝继位，受清皇室排挤，袁世凯被迫下野，隐居彰德府（今安阳市）洹上村别墅——“养寿园”。　　
　　1911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受国内外形式所迫，清庭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由其出任总理内阁大臣，主持军政。革命当前，袁世凯深知清庭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便联络全国革命势力及其旧部，倒戈一击，迫其清帝退位，实行共和。1912年3月，袁世凯因促成共和有功，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后不久，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1915年12月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1916年3月22日，内外交困，被迫宣布撤消帝制，恢复民国。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崩于北京，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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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任总督张镇芳，是袁世凯二哥袁世敦的妻弟。他署理直隶总督只有10天，清帝便宣布退位，这个总督也名存实亡了。